加入
发新帖
发表于 2013-11-22 16:28 | 查看: 426| 回复: 2

  

  武,是侠的最重要资源之一,但却不是必要的构成,对于武侠文艺它才是不可缺的要素。勇,则与侠不可分,无侠不勇,无勇非侠,勇在武之上。

  何谓勇?按照蒂利希的思想,勇,就是不顾“非存在”的威胁而对“存在”进行肯定(见蒂利希著《存在的勇气》)。行侠,无论是报恩仇,平不平,还是为国为民,必然有死亡、伤残、危险等“非存在”时时伴随。勇,就是在自我肯定中把“非存在”的威胁与焦虑担当起来。

  这种肯定首先来自伦理精神,即道义所在,则必有所为。孔子非大侠,但也断言:“见义不为,则无勇也”。侠之勇,在于敢于去死,去为他人,为某种伦理原则去死,是对牺牲和奉献理念的肯定。反过来,就正因为有了勇,大侠们才能在分担他人的苦难与凌辱的行动中,表现出不愿屈从于人生苦难的必然性,并誓死与这种必然性抗争的精神。勇,才使大侠们不相信“命运”的合理性,要以自己的存在使不可能成为可能。正因为有了勇,才使得侠的意义和价值得以彰显。勇气中所产生的意义感和价值感,使大侠们在“非存在”的威胁中,即使处于绝望状态,也能肯定自己的生命进程,“身首离兮心不惩”,如郭靖死守不能守的襄阳。

  侠之勇,还应做本体论的思索,离开本体论的证实,侠之勇的价值不能完全理解。勇,是生命本身的诉求,只有生命在与压迫、摧残、灾难的对抗时,才有勇存在。勇,是人的生命反抗不自由的生存状态的表现。而且,蒂利希称“在勇敢的行为中,我们存在的本质部分压倒了较次要的部分”。这就是说,有勇,才能使人的本质得以发挥,从而超越限定的状态。勇是一种生产性的力量,它改变了生命自身,也改变了世界,有勇,人才成其为人。

  勇,是人性本身所具有,但为何仍有无勇?当面对凶残、危险、苦难时,人性退缩了,怯懦就压倒了勇。因此,勇,是坚强而完满生命的象征;不勇,则是萎缩生命的表现。大侠之行为,向我们显示了勇是什么;大侠之勇,则向我们显示了生命应是什么。

  

  武侠小说横行,但“武”与“侠”相连甚晚。二十世纪初,才有“武侠”一词,而且据说是从日本进口,远迟于“任侠”、“豪侠”、“仁侠”、“义侠”、“隐侠”,甚至“女侠”这些概念的产生。“游”与侠则关系久远。太史公叙侠之事,特标明“游侠列传”。侠客者,行侠之“客”也,必然在“游”。游之义大焉、深焉。

  游有三义。其一为地理空间之游:游荡。“别我不知何处去,黄昏风雨暗如磐”。仗剑行天下,为侠之本色。虽追求“执杯酒,握君手,意气相倾死何有”,但相聚就是为了相离。

  其二为社会空间之游:游离。入庙堂不成或不愿,隐山林不甘或不能,只能“游”。在身份、地位、阶层、群体之间游,在法律、伦理、规训、禁忌的边缘游,在“显”与“隐”之间,在秩序网络的缝隙间游。

  其三为精神空间之游:游神。大侠精神的核心要素是自由:自己与他人之自由。如不愿意被既定处境所压服所控制,就必须游。游之精神即自由之精神、超越之精神。

  侠是“先验的无家可归之人”。侠的出场,是为了重建正义秩序。但秩序一旦建立,侠就难以存在。哪怕是“梁山泊”那样的“世外桃源”式的秩序世界,其正义和自由也是极其有限的,侠只能再游。隐,是侠的退场。但是,隐,绝非是侠的本然性质,而是一种无可奈何的“忍”,真隐是无侠可言的。

  游的结局是归家,但侠是无家可归,只好永远“天地为逆旅”。但是,游的过程,即为侠的价值意义所在。游,是对自由的追索;游,才能超脱日常情境,从限定的生活模式中突围。侠的生命就在游之中。侠之勇,也在游之中存在。而武侠小说,离开了侠之游,又讲述什么呢?所以武侠小说的结构均建立在侠之“游”上。而读者,陪同大侠们浪迹天涯,获得诗意的欣悦。

  帮派

  勇,是一种可再生的资源,但在特殊情况下,它有可能匮乏。于是,侠就需要朋友,朋友一扩大,就成了“帮”。一般来讲,侠,看重的是情义相投的同性联系,家庭则隐退为背景。“借躯交友”,“为朋友两肋插刀”之类,就成了他们共同的风范,以及建立帮派的游戏规则。

  其实,即或纯粹是由朋友组成的帮派,仍是对“家族聚居”的一种呼应,一种源远流长的集体记忆的无意识呼应。似乎永远在“游”的侠士,孤独会形影相伴,他们会通过参与一个更大的实体来缓解回归家族的心理压力。

  侠有帮,其史也久。墨子集团,战国养士,两汉豪侠群体,以及武侠的收徒,皆为帮派的雏形。

  国家失序失范时,大侠们希望恢复正义的秩序,建立帮派也是一种建立秩序的尝试,如梁山泊之类的独立王国。当然,也可能暗含着“侠而优则仕”的情结。

  其次,侠,都是生命力极强之人,生物性层面的攻击性也必然强大,尤其是有大武功时。通过一些仪式化的行为,如“结拜”来交友建帮,按照洛伦兹的理论,必然会大大减少攻击性的盲目发泄。数百万年来,生物族类对同种的攻击性,就是用仪式行为来规范和缓解的,人也难以例外。

  不过,一旦入帮,一旦建立起某种秩序,对自由和个性的压抑就开始了。基于自由而形成的侠士人格,当他以“入帮”的方式来肯定自己时,就可能不是一种勇,而是一种软弱。因为即或是“正义”的帮派,仍有可能意义得救了,自由和自我却牺牲了。

  建立帮派,意味着必须建构一个心理整体。侠士们坚守的先验的正义、道义就必然逐渐转为团体的象征物,以维系这个心理整体。如“忠义堂”、“杏黄旗”、“打狗棒”之类。正义会逐渐成为团体利益的掩饰,甚至要用团体利益来验证权衡。这些象征物(包括什么“镇帮之宝”之类)就成为图腾,而显得神圣,凌驾于个体和正义之上,以此来维系团体。超验的正义原则就会在这些象征物和团体利益的腐蚀下,逐渐变异。就如武侠小说所述,凡是牵涉到帮,无论是“正派”,还是“邪派”,实质上已很难泾渭分明。

  再则,无论以前,在经历、个性、生活方式有多少差异,一旦入帮,侠士们的性质就部分地由这种“参与”所决定。自我意识的人格淡出,无意识人格凸现,思想情感、言行风范由于相互感染而不自觉地趋于共同。梁山诸多好汉上山前,与在山上坐稳了交椅后,判若两人,个性与人格都被帮派异化了。甚至对自己同类,如对方腊群体,其手段之残忍,与对先前的仇敌,如高俅之流的友好容忍,形成鲜明的对比。

  因此,大侠对帮派深怀戒心。即使身在帮内,也心在帮外,一种若即若离的态度,如洪七公等。或者,在帮中日久,对帮派必然带来的人格异化感触日深,常寻找机会脱离,如鲁智深、武松、燕青等人。他们的历程是大侠的标准模式之一:游——入帮——再游。

  更有甚者,当代武侠小说受无孔不入的经济意识影响,文本中的武林“帮”、“派”,无论是其组织结构,运作机制,还是管理规则,以及团体理念都类似当代社会中的公司财团。

  关怀

  侠,不同于牛仔、骑士,他不是一种职业角色,而是一种文化角色。他的根基在于对世界的强烈关怀,在这种关怀中,侠,才其为侠。

  关怀世界,意味着参与世界。侠的关怀,不仅仅是一种信念,更重要的是去“行”,即“有所必为”。侠有“武”,其个体生理能量强大,正因为有这种对世界对他人的关怀,才能控制这种能量,即“有所不为”,才不至于伤害世界以及自身。《天龙八部》中的少林无名老僧,就是如此去点化武功卓绝的萧远山与慕容博的。只不过称其为“佛法”,“慈悲之心”罢了。

  侠对世界的关怀,其动力来自于三种情感。其一,正义感。他们始终对世间的不公正有着强烈的敏感和焦虑。这种正义感甚至压倒了对自己生命的珍惜,自愿去担当世界的痛苦与荒诞。

  其二,义务感。人进入社会,必须承担各种义务,而义务又有积极(助人)和消极(不伤害他人)之分,积极义务的实行顺序一般为由亲到疏。大侠天生强烈的责任感和义务感,视积极义务为自己的本分和使命,并且是亲疏一律。当“天”无视草民们的眼泪、哀叫、悲伤时,这种义务感促使他们挺身而出,自掌正义,“替天行道”。

  其三,耻辱感。侠士们是典型的“耻感取向人格”,无论是重然诺,报恩仇,还是救困厄,皆以耻辱感为基础。耻与辱常是他们生命中不能承受又必须承受之重。

  正义感、义务感、耻辱感,使大侠们在困境中坚守对世界的关怀,坚持按原则来抵抗邪恶,甚至敢于随时“单身鏖战”,对抗世人之昏昏。

  人们信奉侠,出于对这种关怀的尊重,特别是当爱心、善事都成为一种被操作的技术行为时,基于正义、义务、耻辱的大侠就成了一种拒绝麻木和沉沦的象征。当大众被市场法则、工具理性压抑得精神萎缩,口将言而嗫嚅,足将行而趔趄,终日应对,满脑筹划,滞于物,囿于己时,哪怕仅仅是在小说中与大侠们笑傲江湖,一剑在手,四顾茫茫,为人格和弱者,不惜以生命相搏,以热血来穿透生存之虚无,追索正义之所在。虽为凡人,也岂能不咋指砍案,投袂而起,获得抚慰与激励。

  无论红尘滚滚,变幻烦嚣,关怀、爱心、助人、同情总是高价值的资源。因此,大侠的世界,是中国人灵魂受伤后回归的家园,是生命受挫后的憩息处。在这个神话世界中漫游,能荡其浊心,振其暮气,“豪气一洗儒生酸”,使应对性的个体具有了超应对性。

  侠气

  中国式的英雄不一定是侠,但一定得有侠气,否则难以得到普遍的认同;反过来,只要侠气浩然,无论其具体功业如何,就能得到普遍的尊敬。李白“天子呼来不上船”,谭嗣同“流血请自嗣同始”,豫让“漆身吞炭”、“击衣出血”,以及“生于编伍、不闻诗书”却能“屈豪杰扼腕墓道”的“苏州五人”,千载之后都能令人“高山仰止”,皆因其侠气逼人。这种群体共同感,应归功于两千年来武侠文学对侠意象的建构。侠形象实际上已成了各阶层人士共同期待的一种理想人格,侠义精神已成为民族价值观的核心,“大有侠气”就成为英雄标志。这是中国人特定的英雄情结,它决定了武侠小说的长盛。

  侠气根基于侠性,侠性就是对无辜的眼泪和鲜血无法无动于衷。没有侠性,即使有心为侠,皆为伪侠。而气之凛然沛然,气之丰盈多彩,还得力于侠胆、侠情与侠识。侠胆就是敢做敢为、自承责任;侠情则是凡有爱恨,皆是出于至情至性,而没有被功利心所污染;侠识就是对自己的使命有清醒的意识。这三者的不同比例的结合,就构成各具特征的侠形象:乔峰,赵半山,胡一刀,陈近南,……。在不同的时代,侠意象也会有不同的变式和面貌,但其内在精神始终是侠性,侠胆,侠情和侠识,并以多姿多彩的侠气呈现出来。有侠气就是有血性,就是鲁迅所称道的“中国少有的,……敢于单身鏖战”的英雄,“虽千万人,吾往矣!”

  在“有所不为,有所必为”的侠气的映照下,老庄的“以无为本”,佛禅的“清静无为”,孔子的“毋必”、“无可无不可”,民众的“难得糊涂”,均是懦弱退缩,均应在扫荡之列。侠文化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柔性、水性的一种补充,是中国文化勇猛刚强的一面,是中华文化历经劫难而不灭的原因之一。尤其在外忧内患、生死存亡之际,岂能不呼:侠气安在?

  武功

  实际生活中的侠,不一定“武”,太史公笔下的侠士就还不如其刺客“武”;但在小说中,却是“非武不侠”。小说中的武功似乎是虚实相生,既有“乾坤大挪移”式的奇幻,又有太极散手之类的实战套路,但实际上都是文人的意念与想象的面壁或“面籍”的构造,一种话语功夫而已,其意义在于所蕴含的文化价值与文学价值。

  武功与巫术有相似之处。在技术层面,它们都是通过某种程序,运用意志和意念能力,来控制掌握更大的力量,即都是一种控制术。在精神层面,他们都具有某种超越性,是人们为对抗外在的压迫或压抑,超越自身被限定的存在,获得更大自由度的追求。但是,它们控制的对象不同,巫术是企图控制外在世界中的自然或超自然的力量;武功则是“反求诸己”,要控制自身的身体,激发出潜在的生理和心理能量。控制的目的也不同,巫术主要是应对物质生活的挑战,故成为科技的前身;武功则是用于应对社会生活,有着更强烈的伦理意义。

  科学昌明,巫术消遁,实际生活中的武功也逐渐淡出,而文艺中的武功似乎更兴旺发达,这是因为它仍能满足人们对超越性的心理要求。小说中,侠的成长总是与习武相伴随?学习武功就是学习成长。并且,习武的过程就是克服人类先天的生理局限,去把握生命的自由的过程,即战胜自身,从而超越自身的过程。——人类在生物性层面上的进化已基本停止,要想在生理上进一步优化,习武就是方式之一。再者,武功作为行侠的技能,作为实现价值关怀的手段,还蕴含着更高的一种超越性、即对自身处境的超越,去担当他人的不幸,去承受人类的苦难。

  在武侠大手笔中,武功还成了内涵丰富的文化象征,既是人格、胆气、情操、心胸的凝聚,又是对文化传统的追忆和人生境界的领悟。甚至,成了谈禅论道的载体。例如,获得绝顶武功,就如同修禅成佛,都是由“戒”生“定”,由“定”生“慧”;并且,需要机缘,需要顿悟。同时,特定的武功又来自于主人公独特的生活经历以及对生命的感受,是他的心灵情感和生命的外化形式,即武功的使用受特定的侠气支配,而特定的侠气又是练武的结果。

  除了文化魅力外,武功描写更有其不可替代的文学魅力。故事情节要用武打来建构,人物性格要靠武打来呈示,可以说,在剑气纵横中,武侠大家们的诗情文心才得到最充分地展现。即或是杜撰的武学术语,也颇具典雅美。在这方面,后起之秀温瑞安,似乎更着力于此。——论枪术,有“残山剩水夺命枪”;用暗器,有“写意大泼墨”、“留白小题诗”;还有什么“颠倒众生,授人以柄”的刀法,“高处不胜寒”的扇法,“平沙落雁”的身法,“晴方好,雨亦奇”的剑法……

  小说中的武功作为文化象征,还有一些无意识层面的意味。——武功增强加大了人的生理能量,但也可能激活人的生物性层面和无意识层面的攻击性,甚至“死本能”。出于这种恐惧,金庸等人就称,武功到了绝顶,就可能反噬自己,即所谓“走火入魔”之类的说法。《鹿鼎记》中的“无名老僧”就大谈必须用佛法来化解武功必然带来的戾气,武功必须与禅心相伴随,即技术与能量的增长,必须与精神境界的提高相随。实际上这是希望能将这种能量导向社会规范,从而消解攻击性。其次,新派武侠大家都贬低物质能量的重要,肌肉高度发达者,其武功大都不入流。进一步,还贬低武器——物质装备的价值,异口同声地认同内功胜过外功,精神境界的领悟胜过技术的高超。或许,这是在西方物质文明的强大冲撞下,一种东方式的文化反弹。

  大侠 浪子

  侠意象的发展史大致是一个逐渐神化,不断崇高化的过程,到金庸、梁羽生则达顶峰。大侠的举动甚而关系到国家兴亡,民族生存。金庸的主要魅力之一,就在于生产出一系列“侠之大者”。从陈家洛始,中经袁承志,郭靖,张无忌,乔峰,他们均“为国为民”而担天承地,到陈近南,更是志在扭转乾坤,再造天下。

  陈近南几近完人,是标准大侠。与以前的大侠所不同的是,他死于平庸小人之手;而且,此人是他鞠躬尽瘁效忠维护的对象。郭靖、乔峰死得轰轰烈烈,他却死得凄凉。他的悲剧性就植根于他坚守的信念与原则中。他始终坚信自己信念的正义性,义无反顾地接受信念的召唤,哪怕这种信念反噬了他。甚至临终宽恕郑克塽,也不是对人,而是对信念,对原则。他宁可自己荒谬地毁灭,也不愿丝毫损伤信念与原则,这正是大侠的本色。

  陈近南追求“应该是什么”,而不愿正视“是什么”。当他坚守的价值形态由于内在的某种虚妄性,而必然置侠的使命于荒诞时,他虽然“问心无愧”,却也于事无补。或许,这些悖谬、矛盾本来就内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之中。或许,如鲁迅所叹“到后来,真老实的逐渐死完,且留下取巧的侠”(《三闲集·流氓的变迁》)。因而,走向韦小宝具有必然性。或许,金庸也为这种悖谬,这种必然性所赫然,不敢再推演,只好退出“江湖”。

  不过,陈近南仍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,确实,“为人不识陈近南,就称英雄也枉然’。韦小宝之流即或是无往不胜,也不过一市井好汉而已。满篇韦小宝,武侠小说休矣!毕竟人们崇敬侠,是由于其人格风范的磊落浩然,而不是事功的成败利钝;侠的光彩在于人生境界的绰厉追求,而不是现实中的实战策略。在尘世中寻找英雄,在平庸中追问神圣,是人类永恒期盼。

  于是,古龙另辟蹊径。虽然,他也是从制造大侠来开始笑傲江湖的行程的,但是?至迟在他形成了独特风格,卓而特立之后,“浪子情怀”就如影相随了。特别是后期小说,与其称之为“武侠系列”,不如称之为“浪子系列”。他推崇的是:“一个人,一柄剑,浪子的豪情,也不知有多少人羡慕”(《大地飞鹰·序》),他也自述:“我是个江湖人,也是个没有根的浪子”(《三少爷的剑·序》)。

  大侠总是常怀“忧患意识”。他们坚信自己的行为的正义性和生存的价值意义,敢于去担当黑暗而“哀我世人,忧患实多”。浪子也常常大有侠气、侠性、侠胆、侠情,而且也坚守“有所不为,有所必为”的侠义原则,不像韦小宝那样滑头。但是他们对自己的使命却有疑惑,对自己的生存价值也无法确信。对大侠所遵奉的信念,他们察觉出某些虚妄与悖谬,但他们又找不到新的精神资源,于是他们焦虑,孤独,甚至空虚。

  忧患中,大侠确证自我;大侠扮演的是文化中的理想角色,在群体意识的认同中,实现自我;他们的人生追求是成为“你们所希望的我”。焦虑孤独中,浪子确证自我,因为这意味着他们仍有强烈的价值关怀和意义求索,“浪子三唱,只唱英雄;浪子无根,英雄无泪”。但是,他们的个体性和自我意识更强烈,人生目的是成为“我所希望的我”。

  大侠是“我思故我在”,在坚守信念中担天承地;浪子是“我焦虑故我在”,在怀疑意义中仗义行侠;韦小宝之流则是“我消费故我在”,在物质快乐中偷巧。

收藏回复 显示全部楼层 道具 举报

发表于 2013-11-22 16:33
个人阅后报告:

不畏惧死亡(游戏中玩家不怕死,不能建立在死了无所谓,可以无限制重玩之上)的勇,应该是来自伦理道德的精神,一种必须遵守的原则。
这种原则,在游戏故事背景中,应是引导玩家去拼杀的本质。如是的必然,才是游戏所需要的。否则,建立在娱乐之上的厮杀,是没有任何意义的。
另,需是一种被迫,因为杀人不为主动。欲行,则需要一种义的存在,而不是胡作非为。游戏中杀人也是,不是玩家想杀就杀着玩,而是别人要杀玩家,而玩家不得不反击。
最正面的人物,是博爱的人,是大侠。

以上建立在对正面人物的描述的基础之上,而我们做游戏,或许可以考虑做负面人物?
如玩家本无心,开场即滥杀无辜。

回复 显示全部楼层 道具 举报

发表于 2013-11-22 16:37
彭必涛 发表于 2013-11-22 16:33
个人阅后报告:

不畏惧死亡(游戏中玩家不怕死,不能建立在死了无所谓,可以无限制重玩之上)的勇,应该 ...

据此,或许可直接根据玩家本身做设计?
玩家进入游戏,是无知无畏无所向者,而游戏主人公,亦可如是?
从而再进行一系列带入,真正将玩家融入游戏。

小说、动画、电影中的叙事,是植入于读者之上的。而游戏,或许可以反过来,首先在玩家与角色的迷离本身寻找共同点,在根据玩家行为意识,为游戏主人公打造玩家-角色一体化的成果?

回复 显示全部楼层 道具 举报

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| 加入

搜索

繁體   

返回顶部